很多人问陈思晔：“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打排球的？”她总会不好意思地笑笑并说道，“小学六年级，在排球队里绝对算‘高龄’。”队里许多伙伴从三年级就开始摸球，而她连基本的垫球姿势都要从头学起。因为起步晚，要补的课太多，导致她的技术“会得多，但哪个都不精”。别人眼里她好像什么都会一点，只有她自己知道，那点底子薄得像一张纸。
初高中时期，学业压力让她暂别正规训练，但课间娱乐却从未停过。她总说道：
只要摸到球，心里就踏实了。
而真正意义上的“正统训练”，是从大学开始的。别人从小打下的基本功，她需要用四年来追赶。本科四年，她几乎把课余时间都泡在球场上，一遍遍地练习。大四那年，她终于感觉到“技术上来了”，剩下的不再是追赶，而是精进、雕琢。进入研究生阶段后，她继续巩固打磨，一点点突破瓶颈，把每个动作练成肌肉记忆。
胡依纯与排球的缘分，始于本科时期。那时她第一次踏上省赛赛场，第一次感受到竞技体育的心跳与热血。那种全力以赴、为团队而战的感觉，从此深植于心。带着这份热爱，她选择在浙江工商大学继续深造，并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工商女排大家庭。
对她而言，排球早已不只是一项运动，而是青春里最坚定的陪伴。赛场上的一次次起跳扣杀、一次次飞身救球，背后是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。胡依纯说道：
除了接球、扣球等基础动作的反复打磨，还有枯燥的力量训练，练到浑身酸痛、大汗淋漓是常态。但我从没想过松懈，每一项训练都会全力以赴。
回顾此次大运会之旅，两人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那场紧张的决赛。此前，浙工商女排一路稳扎稳打，过关斩将，顺利闯进决赛，但决赛的难度远超想象。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，女排在第一局有些不适应，先失一局。真正惊心动魄的是第二局，对手手握两个赛点，再输一分，比赛就结束了。
23:24，24:24，25:24，25:25，26:25，26:26……记分牌上的数字交替上升，心跳声盖过了场边的呐喊。但她们顶住了压力，一分一分地咬。最终，比分定格在30:28，她们拿下第二局。胡依纯回忆道：
那一局之后，全队气势彻底打开。我们保持着一股从绝境里杀出来的状态，一鼓作气夺得了最终胜利。
这份来之不易的胜利，离不开全队上下的团结协作、彼此鼓励，更离不开教练全程的悉心指导与临场调度。这是所有人同心协力、并肩作战的最好结果。陈思晔说：
从六年级那个‘慢一拍’的小孩，到站在省赛最高领奖台上，排球教会我的是起步晚没关系，只要球还没落地，就还有机会。
作为一名研究生学子，平衡学业与训练，是必须攻克的另一道“难题”。胡依纯的秘诀是：专注当下，提升效率。训练时全身心投入，不放过任何一个技术细节；学习时沉下心来，专心投入科研，合理规划时间，高效完成各项学业任务。陈思晔的答案更直白，该玩就玩，该学就学，该训练就训练。不把训练当负担，也不拿打球当逃避学习的借口。这种清晰的节奏感和自律精神，让她们在学术与赛场之间游刃有余，也成为很多同学眼中的榜样。
两人还都不约而同地感谢了同一位教练——徐丹娜老师和助教小胖老师。胡依纯说：
训练时教练的严格要求，赛场上的温暖鼓励，都成了我不断突破自我、勇往直前的最大动力。
胡依纯还特别感谢了她的导师张崇辉老师，采访中说道：
老师在学术上悉心指导，给予我莫大的支持与鼓励，让我能够安心驰骋赛场、踏实深耕学业。
陈思晔则补充道：
教练不仅在防守、扣球技术上给我一帧一帧地抠动作，更在赛前一次次帮我做心理疏导——告诉我‘你不是一个人在场上’。
此外，陈思晔也特别感谢了自己的导师徐蔼婷老师：
她从来不说‘训练耽误学习’，反而在学业上主动配合我的时间，支持我参与体育活动。有这样包容的老师，是我最大的幸运。
从本科到研究生，从“慢一拍”到并肩站在领奖台上，陈思晔和胡依纯用坚持和热爱，诠释了青春最好的模样。这份荣耀属于浙江工商大学女排每一个人，而她们的故事，值得被更多人看见。为陈思晔、胡依纯点赞！为浙江工商大学女排点赞！👍👍👍
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办学历史悠久，经过几代统计人赓续接力，学院各项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。在教育部第三轮（2012）、第四轮（2016）学科评估中，统计学学科分别并列全国第八、第七，位居前10%，进入A-序列，在最新一轮学科评估中继续保持优势。统计学入选浙江省重点学科（2003）、浙江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（2006）、浙江省一流学科A类（2016）、浙江省重点建设高校优势特色学科（2017），入选浙江省登峰学科（2023）。计算数学是浙江省重点学科（2011）。学院形成了本硕博到博士后完整的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。现有经济统计学、应用统计学、数学与应用数学、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4个本科专业。近五年，获批国家级项目51项，包括6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、1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、4项国家社科重点项目；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等省部级科研奖励22项（含一等奖4项），浙江省教学成果奖2项（含特等奖1项），浙江省研究生教育成果奖二等奖2项；获正国级领导人批示3项，省部级领导批示20余项，100余份研究报告被政府采纳或形成制度性文件。
